馬總統說：不能守法，就稱不上是一個民主國家！這句話在我聽起來，似乎有點不合理？
我想說說，我幾個月來參與一個社區反對運動的心得，以及對於抗爭立場的一點想法。
保護湳仔溪 ，是幾個板橋地方人士，結合一些環境保護團體，針對湳仔溪這條河流將被高架橋圍繞的一個抗爭活動。這群板橋人和那幾個小團體（有的是一兩個人基於理念而成立的社團），都是規模很小的自發性組織。我們沒有政黨傾向和其他資源奧援，也不善於製造話題和群眾運動，都採用最傳統的方式、生澀的政治語言，拉人，發小傳單，架網站，訴說理念。
關心公眾事務議題的人，真的不多；願意實際參與的人，更是少數，顯然台灣人對政治議題比較熱衷，隨便三五個地方村民站出來挺誰誰誰的新聞，佔據的新聞版面還比環境被破壞還多。所以推動這項活動真的很不容易。（從民眾對周遭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來看，我認為台灣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）
到縣政府遊行抗議，頂多也50人左右，有的還是非本地熱心加入聲援的，根本無法直接代表多數民意，縣府也看破你的手腳，不理不睬。雖然說，關心而參與連署反對的人有上千，但哪檔得住250億經費的執行，都市內珍貴的休憩資源，在政治的考量和操作下，變得支離破碎，也令一些愛鄉土的人痛心。
來看看反對者的角色怎麼當的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要帶小孩，播出空餘的時間來開會，印傳單大家湊錢，怕假日遊行官員放假，所以挑上班日請假上街頭…這些總總，生活之外，得付出很多的個人資源，才能進行所謂的抗爭活動。
主事者呢？應對你的抗議是他的份內事，還可以領薪水。下令動用警察和行政資源來排除異議，發新聞稿或是開記者會來粉飾太平，兩者權力和資源的相比猶如四兩撥千金一樣，不成比例。
期間還有縣府公務員假冒是民眾上網到你的部落格（事件回應一 、二 ），打擊你的信心，提出一些激化的言論，讓外界對這項活動產生不信任，這些都是當權者的政治武器。
台北縣長說就算他違法，也要蓋淡北道路，於是綠黨三、五位民眾，騎著單車，帶著標語，到北縣無車日會場表達抗議，還沒進入就被員警架離。民眾的力量太單薄了，無非就是希望一個舞台，向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。
你寫信給政府，他用制式的官腔來敷衍你。你上街頭舞動的大旗吶喊，他可以裝作聽不到。你根本無力號召上萬人走上街頭，所有地區性的公共事務抗爭活動都僅是4-50人規模（抗議垃圾場的、抗議核電廠的、抗議水庫的、抗議蘇花高的），而這幾十人對主政者來說，就像蚊子釘咬一樣，不痛不癢。
小孩子會吵會鬧，也是希望能直接引起大人注意，得到關懷。當今天主政者刻意隔離反對群眾，削弱他們的發聲，哪能紓解這股鬱悶。最近我看到幾個部落客不約而同的對這事件提出看法，他們平時不談政治，沒有政黨傾向，但會浮上台面，應該是對我們的政府權力有很大的疑問。
權力使人傲慢，我對於馬總統講的守法和民主的關係，站在我曾經當過反對者來看，顯然馬先生不曾體會扮演反對者的無力感。如果政府以守法來規範反對聲音，不就更傾向一個極權國家了嗎？
昨天拜讀中時論壇的一篇文章，我十分推薦陳嘉銘先生寫的「政府濫權比民眾脫序危險 」（請借我全文引用）
2008-11-08 中國時報 【陳嘉銘】
做為十一月六日「圍城」的主辦單位，蔡主席對於示威隊伍的邊緣衝突和遊行後不願散去的民眾行為，難辭其咎。要鼓動人民上街頭，就必須推演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，對自己掌控局面的能力負責，不是聲稱群眾不配合指揮和解散可以帶過。
另一方面，台灣有些人斥責，示威民眾脫序的暴力行為是民主倒退的象徵。我必須說，這些斥責是對民主嚴重的認知錯誤。警民衝突，是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從來不可避免的常態。舉例來說，二○○六年三月，法國百萬人民上街頭抗議新青年勞工法，引發大規模警民肢體衝突，遠勝這次圓山事件。其中數百名示威群眾，向警察丟擲炮竹和汽油彈，警方報以瓦斯槍和塑膠子彈，一天內逮捕了三百多人。如此嚴重的警民衝突暴力，事後沒有一個法國媒體、法國政府人員和國際媒體，評論法國民主倒退。斥責遊行中民眾的脫序行為是民主倒退，是對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價值權重評估失當。
反倒是部分執法人員濫權執法，才是台灣將在各國際民主自由評等大幅降級的指標。這幾天陳雲林到訪，維安執勤濫權行為不斷。諸多濫權中的指標事件，短短時間內引起台權會、司改會等民間社團大規模串聯抗議，當屬「上揚音樂」唱片行事件。十一月四日「江陳會」當晚，員警衝入鄰近國賓飯店的「上揚音樂」，強行阻止〈台灣之歌〉播放，拉下唱片行鐵門，引起在場群眾譁然，也成為十一月六日強烈衝突的導火線。
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濫權遠比民眾脫序行為帶來的威脅更為可怕。政府的權力行使，具有官僚性、不透明性、計畫性和暴力性等特徵。因為官僚性，濫權者可以躲在上級命令和似是而非的合法性保護傘下恣意任行。政府行動的意圖必然是不透明，人民的監督必然是遲到的，這個落差一向是濫權者的溫床。
又，政府具有計畫性，高層可以用目標管理的方式，給予基層執法人員「必須濫權才能完成任務」的強烈績效和懲戒壓力。政府執法仰賴暴力性，因此濫權者對人民能輕易造成無法彌補的強制性傷害。
除此之外，政府濫權的可怕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政治心理因素。人民常常需要相信自己活在一個起碼公正的社會，所以人民傾向希望相信政府說辭，這導致濫權者有先天優勢，取得多數信任，區隔、鎖定少數，對反對者個個擊破。在政府濫權的社會中，人民只有兩個選擇，一是祈禱自己永遠不會是反對者，二是永遠不做反對者。
這次維安濫權直接威脅的是人民政治參與表達意見的自由。人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違法脫序行為和政府濫權相比較，前者一向被高度成熟的民主社會所容忍，後者才是民主社會必須嚴格防範的關鍵大節。這是因為政治參與是確保政府不可侵犯人民所有權利的第一權利，能夠有效制衡政府濫權執法的只有政治參與。
成熟的民主社會更認知到政治參與和合法性（legality）具有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。在多數民主社會，重要進步的法律和政府作為，幾乎都是靠著衝擊合法性的政治參與衝撞出來的。我們確實需要有效的執法，社會才能安定，但是我們也需要無可避免會衝擊合法秩序的政治參與，社會才能進步，也才能防範濫權者躲在似是而非的合法性保護傘下恣意任行。
做為一個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，我們需要成熟地處理「可能衝擊合法性的政治參與」和「合法性」的辯證關係，而不是只批評政治參與中群眾違法脫序的行為，卻對政府濫權輕輕放過。
（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班候選人）
野莓之聲 」）中時電子報｜論壇新聞｜觀念平台：暴力的本質
